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从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谈起。关于这个问题，涉及内容非常多，我们只能从主要方面来谈，在有限的时间内向大家介绍一下重点内容。今天我主要讲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也是今后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的趋势。当然，我们在这五个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这里也有我们需要进一步努力和改进的地方。

 

　　一、弘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优秀传统构建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传统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理论指导，把研究放在唯物史观坚实的科学的理论的基础之上；二是我们的历史研究从不脱离时代主题，始终自觉关注现实、服务大局。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取得了许多重大理论成就，也取得了很多宝贵经验，其中就有弘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优秀传统，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自觉在唯物史观理论指导下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始终把构建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看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历史性、长期性的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中国世界史研究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中国世界历史研究首先关注、强调的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优秀传统、如何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指导。

 

　　1979年3月，中国历史学规划会在成都召开，会议的主题之一，就是如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下，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1980年4月，胡乔木在中国史学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说过，他们的学说是历史的学说。他们是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上的事物的。……历史科学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基础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认真学习历史，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重视历史的启迪，汲取历史的智慧，解决各领域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1983年4月，中国史学界首次召开学术年会，并召开了中国史学届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主题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与会的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年轻的史学后起之秀都发表了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发展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宝贵意见。其中，白寿彝、邓广铭、皮明庥、蒋大椿、宋家钰、孔立也提交了相关论文。他们指出，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说过时，这是一种无知、是一种谬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必将焕发出新的光彩，并指导中国历史科学研究。

 

　　1983年6月，《世界历史》第3期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之花迎风怒放》，文章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科学自身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已经作为一个重要项目列入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发展规划中，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同时，该篇文章还提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需要开展的六项工作。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可以看到这六项工作的提出非常及时，也非常正确。在这六项工作原则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成绩。这六项工作包括：研究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史学课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特别是有关历史的著作；清理总结中国史学的传统，尤其要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传统；研究近年来历史科学研究中提出的重要热点问题或者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包括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吸取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有益内容，丰富和完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

 

　　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召开，会议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作出重要决议，将如何加强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提上教学和研究的议事日程，并做出了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此后，每届研讨会都有新的研讨主题，但每届也有不变的主题，即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并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现实，提出新的研究方向。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的方向，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始终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起点、历史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生长点、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历史规律的实践性、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与选择性、意识与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的本质和存在方式、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等。这一时期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除了研究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外，更多的是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史、世界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努力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推进唯物史观的研究。尽管我们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今后我们还要继续深化这些方面的研究，使其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够得到新的认识，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改革开放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之一就是吴于廑教授关于整体世界史观的研究。这一研究也是我们今后进一步深化、进一步推动中国世界史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和理论前提。吴于廑对整体世界史观有着非常精辟的阐释：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漫长过程。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吴于廑关于世界历史整体观的论述，正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颠扑不灭的，是普遍的历史真理。这对于今后我们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弘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传统作出了榜样。今后我们要继续在这个方面努力。

 

　　二、加强关注现实、服务大局的原创性研究

 

　　关注现实，是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关注现实，就是要回答生活中、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如何服务大局？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大局，不同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有特定的大局。我们要在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中吸取历史的智慧，回答现实的问题，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才能够使历史学的生命、历史学的功能得到长久的存在和实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重视、加强原创性研究。原创性研究，简单地说就是在理论上、内容上、方法上、结论上出现创新性内容或者创新性结论，但是这种创新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建立在历史科学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的。没有关注现实、服务大局，原创性研究往往就会落空；没有原创性研究，关注现实、服务大局也往往会变成一句空话。因此，我们要把二者密切结合起来，从这个方面来提高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高度和水平，使中国世界历史研究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回答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热点问题时，都能够从世界历史研究的视角给出这样或那样的答案，能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予世界历史学方面的支持。

 

　　恩格斯曾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加重视历史。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我们又赋予了历史研究新的含义。

 

　　2015年8月，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山东济南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他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

 

　　（一）在关注现实、服务大局开创历史研究新的局面上，中国世界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世界现当代史研究。世界现当代史研究，主要指二十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研究，也就是从1900年至今的历史研究。尽管是1900年发生的事情也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形式体现或者表现在今天的生活中。以往，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就是所谓的当代人不研究当代史，有人认为历史离我们越遥远越看得清楚，而当代人研究当代史，往往会对历史矛盾运动中的一些规律性内容看不清楚，作出的结论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但实践证明，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被人们意识到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当代人要研究当代史。当然，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于当代史、现代史的研究还是非常薄弱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强了对世界现当代史的研究，目前可列举的世界现当代史著作至少有二三十本，而且都是很系统的世界现当代史通史性的研究，而关于世界现当代史的研究性专著以及加强研究性的重要论文更是数以万计。

 

　　世界现当代史研究在中国世界史研究中的主要内容及其重要影响，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下归纳。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漫长进程中，伴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分散在地球不同角落的人们通过迁徙、贸易和战争等方式，从相互隔绝和孤立分散的状况逐步走向相互联系和密切交往。进入近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展，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20世纪初，人类社会进入发展最迅速、变化最深刻、联系最紧密的时期。这一时期，人类也饱经沧桑，遭受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和争夺霸权造成的空前浩劫，同时也出现了重大的生产力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人类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特定历史时期。这一时期，计算机文化得到普及，出现了信息化的新的历史时代，使得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的联系更加密切。因此，世界近代史以后的历史研究，推进到了世界现代史和世界当代史，我们把它简称为“世界现当代史”研究，这既是世界历史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要求我们对一百年的历史进行深刻解读，探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规律性的内容的需要，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重要。

 

　　世界现当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于这个问题，近几年有了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问世。2018年5月，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这进一步推动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世界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世界现当代史研究，而世界现当代史研究的最本质特征就是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理论中揭示的人类由分散、隔离、隔绝、封闭走向了统一的、密切联系的世界历史。二十世纪以来，人类各个方面的联系更加密切了。世界历史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我们今天就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这样一个世界历史的时代，这个世界历史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我们在世界历史研究中反复谈到的生产力革命迅速发展，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革命迅速发展，科学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生产力革命、交往革命、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这个过程今天仍在继续。因此，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互利共赢，共同生活在地球上，努力克服人类面临的共同困难，共同建设一个和平的清洁的美丽的世界。改革开放40年，我们在中国世界历史研究中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重要成果。今后，我们在这方面还要继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果。

 

　　（二）在关注现实、服务大局，加强原创性世界历史研究方面，还有这样几个问题也值得一提

 

　　其一，全球史研究。简单地说，全球史的主流观点，强调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全球性的历史进程、历史运动中，并且注重重大历史事件、历史过程中的世界性的、内在的联系。我们在全球史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们已经基本上将世界上有关全球史研究的重要作品翻译成中文出版；二是中国的历史学家也开始了全球史研究，这个研究既包括理论方面，也包括实践方面，当然我们更加鼓励的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研究。

 

　　有些学者认为，吴于廑先生的整体历史观就是中国的全球史观。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中国学者有自己的全球史观的科学认识。但是如何使吴于廑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这一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如何赋予它新的内容，使它更加完善、更加丰富，这是我们即将开始的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也是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任务。

 

　　其二，生态环境史研究。生态环境史研究既是国际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中国的生态环境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在世界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的生态环境史研究作为世界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仅团结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力量，更重要的是和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等各个学科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中国世界史研究领域中的生态环境史研究将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走向深入。这一方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因为经过几十年的研究，我们已经积累了这方面的很多经验以及文献资料，也积累了很多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我们十分重视生态问题，把生态文明看作是和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同样重要的内容。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呼唤，也是时代的呼唤，我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今后一定会取得更多更大的成绩。

 

　　三、加强推动学科建设的基础性研究

 

　　历史研究作为一门科学，要具备一门科学所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的理论、方法、原则等要求。任何一门科学要发展，我们不仅要重视它的前瞻性、对策性等关注现实、服务大局的研究，更要把这些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性研究之上，基础越牢靠、越坚实、越宽广，研究成果往往会更加突出，具有更高质量，同时也能有新突破和新创新。我们要把关注现实、服务大局的前瞻性的、对策性的研究与关系到学科发展、学科建设的基础性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偏废哪一个方面都是不可取的。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基础性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我们对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基础性学科的重视和发展，为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今后世界史研究指明了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为什么这样讲？对基础性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就能看到，我们取得了哪些成绩，在哪些方面还有亟待提升的空间，在哪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哪些方面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还是空白，在哪些方面可以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有发言权甚至居于领先地位，在哪些方面还有较大缺项，等等。因此，基础性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更体现了今后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的趋势。

 

　　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基础性研究包括世界文明史和世界通史研究、断代史研究、地区史研究、国别史研究、国际关系史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以及专门史研究。

 

　　其一，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主要包括原始社会史研究、古代西亚北非史研究、古代希腊罗马史研究、亚洲古代中世纪史研究、欧洲中世纪史研究。

 

　　其二，亚非拉美近现代史研究。这方面的主要内容有朝鲜近现代史研究、日本近现代史研究、南亚近现代史研究、拉丁美洲史研究、非洲史研究、中东近现代史研究。近些年，我们在拉丁美洲史研究、非洲史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今后在这些方面仍会有更多重要成果问世。

 

　　其三，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具体包括俄罗斯政治经济史研究、俄罗斯文化思想史研究、俄罗斯社会史研究、俄罗斯民族问题研究、俄罗斯外交史研究。这些方面既是俄国史的一部分，也是欧洲史的一部分，还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俄罗斯作为一个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又是中国周边最大的邻国。中国世界史研究要加强对中国周边这些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对俄罗斯的历史研究应该是不可缺少的。

 

　　其四，西欧北美史研究。具体包括英国史研究、德国史和奥地利史研究、法国史研究、意大利史研究、北欧史研究、美国史研究、加拿大史研究。特别是对北欧国家的研究，我们以前做得比较少，比如对瑞典、冰岛、挪威、荷兰等国。但是这一情况近几年开始改变，相信今后会有更大的改变。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潮流不可逆转，中国在世界上产生的影响会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深远，而这种影响不仅在亚洲，也包括和我国贸易经济联系更为密切的西欧北美的资本主义大国里，同时也包括北欧的国家。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在世界上所承担的义务不断增加，就要求我们对世界上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的历史都要展开研究。因为不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就很难准确清楚地了解现实。因此，我们要加强对这些国家的历史研究。

 

　　其五，专门史研究。专门史研究也是基础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世界文化史研究、世界妇女史研究、世界城市史研究、国际关系史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冷战”史研究、欧盟史研究、华侨华人史研究。

 

　　针对这些问题，在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中，我们都可以拿出让人骄傲的成果。这些成果也奠定了我们大踏步走向中国世界史研究更加光明的未来的信心，而这个信心是建立在坚持的基础之上的。

 

　　比如，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在世界上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1931年9月18日，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打响了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第一枪。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在世界的东方抵抗法西斯侵略的东方主战场开始形成。这些都是中国世界史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而这些成果不仅使我们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华民族所作出的重大牺牲以及中国人民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而且用事实反驳了西方的一些大国、一些学者把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排除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外的错误论调、错误认识。由此，西方一些历史学家开始发声，他们认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不能没有中国。由此可见，中国世界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日益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十分重要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基础性研究如何得到加强？我想主要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一是世界近代史研究；二是国别史研究；三是专门史研究，专门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就是与我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世界文明史研究。所谓世界文明史研究，我们想谈的就是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带来所谓的“文化全球化”。文化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文化的民族性和文化的时代性。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那么这个民族也就不存在了。因此，我们反对或者说不接受“文化全球化”这样一个口号。相反，越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文化的多样性越应该得到尊重，这个理论正是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理论之一。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管是穷国还是富国，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不分信仰、不分种族、不分大小、不分贫弱，他们的民族文化都应该受到尊重，他们的文化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经济全球化并不代表要把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划成单一的文化，正是不同的民族文化、文明相互尊重，共融共存，才有可能使得人类的命运有了共同的基础。

 

　　我们在基础理论研究发展的同时，要把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展开。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今后还要在这个方面继续努力。今天，世界上仍然有一些国家还在提倡或者宣扬“文化全球化”，这些国家不仅要在政治上、经济上一统天下，甚至要在文化上、意识形态上一统天下，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基础理论研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不能把基础理论研究和对策性研究、关注现实的研究对立起来，实际上它们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四、克服“欧洲中心论”消极影响加强非欧美国家历史研究

 

　　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专门提出来？就是因为“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根深蒂固，即使在今天，很多学术研究中仍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欧洲中心论”的消极影响。以前，有不少世界史中没有亚洲、非洲，这叫什么世界史？这就不叫世界史。但是在西方人眼中，这就是世界史。“欧洲中心论”的消极影响非常深、非常远，也非常广，我们在今天并没有完全消除它。因此，要用科学研究的成果、用实际行动来消除“欧洲中心论”的消极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三个方面。

 

　　其一，如何把对非欧美国家，也就是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研究切实通过一些标志性成果和代表学科发展方向的重大选题体现出来，切实培养这方面的高层次、高水平研究人员。

 

　　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作出了一些努力。举例来讲，近几年我国社科基金的一些重大项目立项包括：“朝鲜半岛古代史研究”“新编日本史”“犹太通史”“中东部落社会通史研究”“东亚史上的‘落差—稳定’结构与区域走向分析”“中非关系历史文献和口述史料整理与研究”“中日韩古天文图整理与研究”“前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的年代研究”“西沙群岛出水陶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文明交往视野下的中亚文明史研究”、多卷本非洲经济史，这些项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方向性内容。

 

　　其二，在对非欧美国家的研究过程中，要有意识地体现出中国世界史学者的知识体系和概念体系。

 

　　研究非欧美国家发展时，一方面要吸取国际学术界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还要注意不能将我们自己的理论、结论用西方的概念、西方的术语、西方的理论体现出来。这是我们要有意识解决的问题。

 

　　举例来讲，中东问题是当代国际政治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是有关中东问题作为国际政治热点问题研究之一的历史学作品大部分是英语作品，而中东国家的学者关于这方面的作品比较少，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中东国家的学者本身的作品就比较少，因为中东国家长期处于战火、战乱、动乱之中，在经济文化发展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因此这些国家的相关学术著作就比英语国家的作品要少；二是我国缺少能够流利、准确地用中东国家的语言来翻译他们作品的高级专门人才，我们在短时间内不能将其翻译成中文出版，这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如何克服“欧洲中心论”？我们不能把它停留在口头上，要用实际行动表现出来，其中一个实际行动就是要在对这些国家的研究中有意识地把中国的观点、中国的立场、中国世界史学者的感情和知识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表现出来，作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尝试和努力。

 

　　其三，我们在对非欧美国家的历史研究中，要汲取国际学术界的有益研究成果，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学术合作，共同完成这方面的研究。这里的学术合作、学术交流既包括国内学者的合作和交流，也包括国际学者的合作和交流。

 

　　举例来讲，李春辉教授写的《拉丁美洲国家史稿》（上下），是我国学者第一部拉丁美洲史著作。直到现在，这部作品仍是中国世界史学者、世界史学生学习拉丁美洲史的一部重要参考著作。李春辉的作品鲜明地表现出了对于拉丁美洲史研究的非常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立场和中国世界学者的感情。

 

　　中国虽然与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距离遥远，但我们有着类似的经历和遭遇，又面临很多共同的任务，这些都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来研究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的国家历史。也就是说，对于这些国家的历史研究，要建立在对世界一系列复杂问题的思考之上，要建立在对中国一系列复杂问题的思考上。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一研究不是盲目地追随西方的概念、理论、术语，而是表现出中国世界史学者的立场，得出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国老一辈学者在很多方面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值得我们学习。

 

　　张闻天是我们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有一部手稿的名字叫《西洋史大纲》，该书已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西洋史大纲》这本书很特殊，它完全是影印版。《西洋史大纲》是张闻天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房龙的著作《人类的故事》翻译而成。张闻天在翻译《人类的故事》过程中发现了问题：这本书既然是讲人类的故事的，为什么鲜少提到中国与印度？可见，这是一部典型宣扬“欧洲中心论”的作品，因此他把书名改成了《西洋史大纲》。也就是说，这本书主要是以欧美人为中心的，这是渗透着西方人“欧洲中心论”的一部作品。《西洋史大纲》这本书非常重要，张闻天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就是如何自觉地批判、抵制“欧洲中心论”，如何自觉地通过学术研究、科学知识的传播表现自己的立场和感情，这也是中国世界史学者最需要的。通过读《西洋史大纲》这本书，我们也能感受到张闻天鲜明的立场，他把学术研究、科学研究与争取人类自由独立解放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五、汲取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有益内容服务于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

 

　　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更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把很多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作品翻译成了中文作品。

 

　　研究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实际上，研究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就是为了吸取它的有益内容，服务于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也就是说，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当代中国历史科学，而不是用它来代替我们的历史科学，更不是要把中国史学理论全盘西化。我们不能一说学习外国，马上就说认识到自己什么都不行，这是错误的。学习外国是为了中国，学习古人是为了今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因此，我们研究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目的就是要服务于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

 

　　改革开放40年，我们取得了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很多重要成果。这里我只列举三部综合性作品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通过这一简单介绍来看看我们是否能够总结出一些规律性内容。

 

　　第一部作品是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该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分析西方史学理论的各种流派、代表性作品、代表性人物时，不是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是把它作为西方史学理论的一个内容，从整体上理解每一个西方历史学家的代表性作品以及他们的主要理论。从总体上理解，才能看到西方史学理论的有益内容和它所存在的一些无法弥补的时代局限、社会内容局限以及意识形态局限。我们今后在研究外国史学理论时，也要从这个方面来做。

 

　　第二部作品是陈启能主编的《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该书主要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史学发展的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包括理论描述的加强、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出现、重要学术流派和史学流派的形成等等。这本书在谈到欧美史学发展的过程时没有脱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的基本特征，因为欧美史学发展所出现的一些重要现象，在很多方面上是这个时代的折射，是社会发展的反映。这样一来，我们在学习、分析、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史学发展时，就能知道之所以出现这些发展的原因，这种发展反映出了史学背后更深刻的社会发展的内容。

 

　　第三部作品是姜芃主编的《世纪之交的西方史学》。该书主要回答了世纪之交西方史学发展的一些基本内容和趋向性内容。书中指出，世纪之交，西方史学发生了两次重要转折。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的出场，它催生了新史学分支学科和新研究视角的出现，这些新学科包括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女性主义史学、后殖民主义史学以及环境史学等；90年代前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全球化等，又一次调整了西方史学的研究视角，重新把政治和经济因素，以及世界宏观的发展格局提上历史研究的日程，从而催生了文明史、全球史、新文化史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等。

 

　　这三本书是我们研究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重要成果，同时这三本书所反映出的一些问题也指明了我们今后研究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方法。我们研究外国史学理论，一定要为当代中国史学理论服务，有些人鼓吹研究外国史学理论是加速中国史学理论的西化，有些人不加分析地提出要用西方理论改造中国史学，这些都是错误的。中国史学理论基础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史观。研究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是为了吸取外国史学理论的有益内容，使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更加丰富、更加完善，得到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知识体系，它不拒绝任何先进的、代表时代发展方向的、代表学科发展特点的新的知识、新的内容。

 

　　以上我们从五个方面谈了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趋势，这个趋势是建立在对过去40年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的具体过程作出的五个方面的判断。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过去40年间，中国在世界史研究上取得了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从来没有取得过的成绩，为今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世界史研究在过去40年里凯歌行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绩，我们也更加相信它的光明的未来，不管是在关注现实、服务大局加强基础性研究上，还是在吸取国际学术界的有益成果上，都会有新的进步，为推动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繁荣发展作出应有贡献。